官員的“無禮年”
  編前語:春節長假結束了。不少精打細算的人將春節賬單算了算,發現過年的成本越來越高,一年的積蓄瞬間“散光”,成為“年光族”,而大呼“傷不起”,卻也依然願意為多享受點親情而埋單。
  絕大多數大齡單身男女,遭遇了來自家人和親戚朋友的逼婚,縱然有網友版的“反逼婚秘笈”在手,也難於阻擋,新春佳節已變成他們的新春“加劫”。
  當然,這個春節最“失落”也最“輕鬆”的恐怕是官員,“失落”的是,今年過年收不到禮,而這也正是他們的“輕鬆”所在,難得清清靜靜地陪在家人身邊。
  迴首短短的這幾天,雖然同是與家人團聚過新年,但許多人卻有著不同的感慨。實際上,各種心態背後,折射出的都是當下社會的現實。
  本應放鬆身心的春節,孫偉卻要像“做功課”一樣專門拿出一個本子記錄年前誰給自己送了禮,自己又得去哪裡送禮,往往弄得身心俱疲
  法治周末記者 趙晨熙
  大年初七晚上,孫偉(化名)坐在家中算了算自己在剛剛過去的春節中走親訪友的費用——3500元。
  這雖然不是一筆很高昂的花費,但孫偉還是有些不習慣,因為他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在春節親自掏腰包給親戚朋友買過東西了。
  “無禮年”
  孫偉是中央國家機關的一名科級幹部,由於工作性質手中握有一些“小權”,往年距離春節還有一個月左右,他就會被各下級單位、企業等送來的禮品“淹沒”。高檔煙酒、各地特產、價值不菲的購物卡……
  面對鋪天蓋地的禮物,孫偉需要做的就是經常保持汽車後備廂的空置,以便可以隨時放置各種各樣的春節禮品。
  孫偉坦言由於往年收禮太多,不僅卧室要被放滿,就連客廳中都要堆放很多禮品。不過這也使得他在春節走親訪友時,不用自己花一分錢,從大量高檔禮品中隨意挑選一些贈送給親戚朋友即可。而且大量的諸如商通、美通等購物卡也可以湊在一起,用來購買“大件”。
  提起剛剛過去的2014年春節,孫偉笑著搖了搖頭,“異常冷清”,別說客廳了,就連卧室都是“空空如也”。
  他向法治周末記者透露,今年春節他甚至沒有收到一件來自下級單位和企業送來的禮品,“一些以前每年都來送禮的人年前給我打了電話,說鑒於今年的形勢過年就不來‘看’我了,等過完年再來”。
  不過,孫偉心裡也很清楚,這隻是客套的說辭而已,年後也不會有人再來了。
  對於這一結果孫偉其實早有“思想準備”。
  隨著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央下發八項禁令、六項規定開始,全國颳起了一股強大的“反腐風暴”,以往的送禮風潮在這種形勢下得到了改觀。去年“五一”和“十一”幾個重大節日,孫偉就沒收到什麼禮物。
  今年春節孫偉不僅一件禮物都沒收到,就連單位的福利都少了很多,“獎金少了,台歷年貨什麼的也沒了,現在過的完全就是‘無禮年’。”
  孫偉口中所說的“無禮年”其實在今年春節已經成為一大特點。
  在西直門附近經營高檔煙酒商店的老闆洪濤春節期間從來不會關門,因為往年春節才是店里最賺錢的時段,節前頭一周,就有不少老客戶會來這裡光顧。
  洪濤“偷偷”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這些老客戶都是住在附近的一些領導幹部家屬,他們每次都會帶著不少茅臺酒、中華煙這樣的名貴煙酒來店里兌換。洪濤最喜歡他們來光顧,因為煙酒都是別人過年送的,這些人只求換成現金,往往不會太計較價格,靠著回收這些高檔煙酒,洪濤一個春節就能賺上不少。
  而今年春節,洪濤的生意可謂異常慘淡,那些昔日的老客戶都沒來光顧,一個熟人曾到店里和他閑聊,直言今年過節家裡沒收到什麼禮物,不比以前了。
  “現在一系列措施真是對送禮風氣打擊不小。”洪濤苦笑道,不僅來兌換的少了,就連購買高檔煙酒送禮的人也是越來越少,再這麼下去,自己明年春節也準備關店好好過個年了。
  敢送不敢接
  自己花錢解決親友的春節禮物,是孫偉近幾年來的第一次,但“今年春節不收禮”卻讓他心裡很坦然,這個春節過得很“輕鬆”。
  其實對於春節前後的相互送禮和宴請孫偉一直比較反感,一方面收了人家的禮,來年多少都得找機會“照顧照顧”;另外,對自己的一些上級來說,別人送禮也意味著自己必須跟著送,不然就怕自己也受到“特殊關照”。
  本應放鬆身心的春節,孫偉都得像“做功課”一樣專門拿出一個本子記錄年前誰給自己送了禮,自己又得去哪裡送禮,往往弄得身心俱疲。
  自己沒收禮,也意味著不用去送禮,而且在國家厲行節儉、打擊腐敗的大形勢下就算想送禮,恐怕也是無人敢“接”。孫偉就向法治周末記者講述了他朋友周斌這個春節送禮的“尬尷經歷”。
  周斌目前就職於某電子商務公司,每年春節前他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帶著各種禮品去和有關領導“聯絡感情”,往年都能很好完成“任務”的周斌在這個春節卻吃盡了“閉門羹”:載著滿車的禮物到了領導辦公樓下,對方卻推脫不在單位;在飯店訂好了位子準備宴請,卻無人赴宴;有的領導得知是來送禮的直接短信回絕,表示“心意已領,禮物拿回”;還有的領導乾脆關機玩起了“失蹤”……
  “現在真是你敢送我都不敢接。”李明(化名)是北京市大興區政府某處一位領導,他向法治周末記者坦言,這一年來不論是中央的八項規定還是中紀委等出台的一系列廉政反腐政策,都讓他們這些官員們看到了中央下大力氣打擊節日送禮宴請歪風的決心,“你去和人家吃個飯,誰知道會不會遭遇暗訪暗查,大過年的誰願意為收點禮吃點飯給自己找事啊”。
  為了躲禮,這個春節李明不但關了手機,甚至躲到了自己的外甥家,“我跟老婆孩子囑咐了,春節期間要是有人上門先從貓眼裡看看,只要不是家裡的親戚熟人,還拎著東西來的,就裝家裡沒人不給開”。
  然而事實證明李明的擔憂有些多餘,因為今年願意“頂風”來他家裡送禮的人本就寥寥。
  李明覺得這樣也挺好,沒人來送禮,也省得自己絞盡腦汁去回絕了,雖然家裡收的禮品少了,出去吃喝的機會少了,但這個春節他有了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家人,也算落得個“清閑安穩”。
  送禮形式更隱蔽
  在法治周末記者採訪中,不少民眾都表示,在中央八項規定和嚴令禁止領導幹部收禮等要求下,往年春節期間官員的收禮現象的確得到了很大改觀,一些政府官員集中居住的小區門前,沒有再出現往年那樣被掛著各地牌照的送禮車輛“包圍”的情形,就連不少以前到年前就要幫忙“卸貨收禮”的門衛都感慨今年過節很清淡,沒人給領導送禮,自己也不用再乾“老本行”了。
  但法治周末記者瞭解到,這股送禮歪風雖然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卻並未完全根除,一些單位、個人還是在找機會向領導“意思”一下,送禮的形式則更加隱蔽。
  張輝,某地產公司的負責人,春節期間給領導送禮“聯絡感情”、疏通關係已經成為了他的一個習慣,每次唯一需要思考的就是怎麼投其所好。然而,今年如何給領導送禮卻成了一個老大難問題。
  “今年這種大形勢下,要是拎著大包小包直接去領導家,恐怕連門都不讓進就得給趕出來了,領導還得埋怨你不懂事。”張輝告訴記者,現在不少政府大院都已經裝了電子監控,明目張膽地去給領導送禮肯定會吃“閉門羹”,以前他曾嘗試過利用快遞直接把禮品送到領導單位,但現在這種方式領導也有顧忌,一般都不會收取。
  後在朋友的提醒下,張輝學到了一種新方法,就是以領導的孩子作為“突破口”,先隨便拎點小件到領導家拜個年,走之前給孩子留點壓歲錢,“孩子上學就說給點買文具的錢,在國外念書的就說給點路費,這種給孩子的禮金,錶面上並不算領導自己直接收禮,他們‘笑納’的機會更大”。
  今年春節張輝準備了不少這樣的“壓歲紅包”,少的1000元,多則四五千元,最終也只送出了3個,“很多領導聽說要來家裡拜年,就懂什麼意思了,直接婉拒。”張輝表示,現在官員在對待收禮上確實異常謹慎,風氣有了不小的改變。
  給孩子壓歲錢只是在“風頭正緊”時興起的一種方法,張輝介紹,自己生意圈的朋友還有很多“新法”,比如現在不少網絡電商都推出了電子購物卡,購買後只要將卡號和密碼通過短信或者郵箱發送給領導,就可以代替以往的普通購物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採訪時指出,送禮形式更隱蔽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表明瞭當前對收禮歪風的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這類給領導孩子送紅包的送禮手段,與傳統送禮巴結權力本質上是一致的,已經成為一些官員灰色收入的來源,應將其列入打擊範疇之中。
  鑒於這種方式具有一定的隱秘性,任建明建議紀委等相關部門應繼續加大暗訪暗查的力度,並建立健全監督舉報機制,加大宣傳力度,發動全民監督,當前官員收禮屬於“頂風作案”,一旦發現,要給予更嚴厲的懲處,不僅收禮者,送禮者也要受到嚴懲,加大威懾效力。
  他同時強調,從長遠來看,應通過建章立制和加強監督來剎住這股歪風,在細節方面做好防範設計,對一些新興的送禮手段加大預防宣傳,做到發現一個打一個,逐步消除滋生權力尋租的現實土壤。
  反腐與勤政相結合
  其實張輝打心眼裡很頭疼過節給領導送禮,因為必須拿捏好分寸,禮送輕了領導看不上,起不到效果;送貴重的,企業開銷太大,也有些吃不消;而不送更是肯定不行。
  “我們做地產的,必須與相關政府部門搞好關係,特別是對那些握有實權的領導幹部,要辦事必須得‘意思意思’,如果不打點好,回頭審批時隨便哪個環節卡你1個多月,到時就吃不了兜著走。”今年不少官員沒拜訪到,雖然省了錢,但張輝心裡直打鼓,生怕影響了日後的生意。
  “要徹底杜絕送禮、收禮、讓企業也拒絕這股不正之風,必須加大對政府限權的力度,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環節,提高公權力運行透明度。”任建明主任舉例稱,比如審批環節流程、時間等相關部門必須予以公示,並對官員的行為進行監督,一旦出現不作為、懶政等行為要加大問責力度。
  在當前的反腐“重壓”之下,不少公務員、官員都表示“為官不易”,甚至一些人提出要消極工作、離崗等言論。如何才能避免官員出現消極怠工、延緩工作效率等行為,任建明覺得關鍵是要將建立反腐制度和加強政府勤政廉政建設相結合。
  “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反腐工作一刻也不能松,同時要緊抓政府勤政工作,在保證政府部門提供服務的時間、質量的同時,加強政府工作的公開透明,接受企業市民的監督,並不斷完善官員問責制度,共同樹立官場正風。”任建明說。
(原標題:官員的“無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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